第二十九章 驻俄文化参赞(1 / 2)
埃利奥特对亚瑟事关对华贸易谈判的建议未必放在了心上,因为不论是在外交部还是埃利奥特本人看来,整个大不列颠及爱尔联合王国中真正了解这个远东大国的人都屈指可数。</P></p>
即便不列颠真的有人了解中国,那个人多半也已经在东印度公司的广州贸易委员会任职了,譬如说外交部准备任命的第二对华贸易总监约翰·戴维斯,以及第三对华贸易总监乔治·罗宾逊。</P></p>
其中,约翰·戴维斯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便加入了东印度公司任职,18岁便担任了东印度公司广州贸易委员会董事会书记员的职务,1816年更是作为顾问与翻译陪同阿美士德伯爵率领的外交使团拜会了中国皇帝。</P></p>
最重要的是,约翰·戴维斯在工作之余,还因为兴趣翻译了大量中国的文学作品,现在伦敦市面上流行的中国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约翰·戴维斯出品的。而且为了标榜自己‘中国通\"的身份,约翰·戴维斯还相当得意的在译者一栏填上了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德庇时。</P></p>
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论是外交部还是殖民事务部,乃至于他的老东家东印度公司,都将约翰·戴维斯视为最懂中国的英国人。</P></p>
至于乔治·罗宾逊,他虽然不像是戴维斯那么懂中国,但他在东印度公司的广州贸易委员会管理层任职也已经有超过十年的时间了。</P></p>
而且,罗宾逊的家族背景看着也非常令人放心。</P></p>
在不列颠的政坛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在掌控着王国至高权利的上下院摸爬滚打。伴随着殖民地的不断开拓,有一些家族开始将目光转向了更为广阔的海外天地,而罗宾逊家族就是其中之一。</P></p>
罗宾逊家族的兄弟们广泛的分布于世界各地,其中有驻军西非海岸的,也有活跃于西澳大利亚殖民机构的,还有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哈德逊湾公司行政部门工作的。</P></p>
相较于这样两位拥有背书的资深殖民地官员,亚瑟·黑斯廷斯这个在外交部没有多少影响力的名字显然不足以左右埃利奥特的判断。</P></p>
亚瑟也不知道达拉莫为什么突然要问这些,不过一想起这位伦敦大学最大赞助人的政治倾向和经历,他非常轻而易举的就举出了一个令他感兴趣的选题。</P></p>
达拉莫伯爵眉头轻轻一挑,开口询问道:「你说你在大学的时候,对俄国史的研究比较深入?」</P></p>
况且,在帕麦斯顿子爵寄给埃利奥特的来信中,已经有过类似于亚瑟论述的命令了。</P></p>
第一,到达中国后驻扎广州,设法与中国人保持友善关系。</P></p>
第二,在写给中国官员的书信中,不要使用威吓性的用语,以免构成冒犯。</P></p>
虽然他自己不想说,但是在提议为奇迹般复活的亚瑟颁发下级勋位爵士的内阁会议上,达拉莫伯爵可是与布鲁厄姆勋爵、墨尔本子爵一样,毫不犹豫地投出了支持的一票。</P></p>
简而言之,这家伙在内务部的封闭系统中似乎颇有实力。嗯,有实力到令那群内务部的官僚不惜把这个烫手山芋一脚踹到外交部来。</P></p>
更遑论,亚瑟·黑斯廷斯这小伙子还是伦敦大学的毕业生,而且还是大学校史上第一位获封爵士的毕业生,结合到他24岁的年纪,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P></p>
亚瑟笑着回了句:「深入谈不上,但是看得相关书籍确实多一点,甚至于我还去稍微学了一点点俄语。」</P></p>
埃利奥特的心中还在权衡,可是那头达拉莫伯爵却已经开了腔。</P></p>
埃利奥特也不知道要不要将帕麦斯顿的密信与亚瑟分享,毕竟,他在圭亚那的时候就已经从与友人的信件中得知了这个曾经搅得伦敦沸沸扬扬好一阵子的家伙。</P></p>
第四,在谈</P></p>
判形式不明朗之前,暂时不要干预当下处于灰色地带的***走私贸易。</P></p>
第三,在非必要的时候,不要向皇家海军请求援助,以免引起冲突。</P></p>
当年辉格党远离执政地位三十多年时,他都敢在议会和托利党拍桌子几次三番要求议会改革,***民之友协会大查托利党议员的血缘关系和贿选情况,与布鲁厄姆勋爵、托马斯·坎贝尔等人为创办伦敦大学前后奔走。</P></p>
埃利奥特清晰地记得,子爵阁下的命令包括了:</P></p>
达拉莫抬手为亚瑟倒了点葡萄酒:「你为什么会对俄国感兴趣?」</P></p>
如今辉格党重获执政地位,他的岳父格雷伯爵还当上了首相,达拉莫伯爵就更没理由惯着那些他早就看不顺眼的老官僚了。</P></p>
作为曾经入过阁的掌玺大臣,脾气直率狂傲的达拉莫伯爵向来懒得理会意这些勾心斗角。</P></p>
亚瑟·黑斯廷斯虽然在外交部没什么影响力,但是这位前皇家助理警监在苏格兰场似乎享有纳尔逊在皇家海军一般的崇高声望。</P></p>
「我最开始其实对俄国并不感兴趣,但是后来我无意中在旧书店里淘到了一本,里面讲述了一个名叫赫沃罗斯季宁的俄国王公的故事。</P></p>
这位17世纪的贵族曾被人向政府举报其不行东正教之道、私藏拉丁语书籍、私下称呼沙皇为暴君的行为,并且他还曾抱怨说莫斯科都是些愚民,无人能与其交谈。他曾提出要求去立陶宛生活,但是遭到拒绝,最后被流放至北方一座偏远的修道院终其一生。</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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